三十万数字的由来
“三十万”——这个数字已经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紧紧相连。但它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被确定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与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认定。
在东京审判中，法庭采纳了大量证据，包括幸存者证言、外籍人士日记、红十字会记录等。
最终判决书认定：
“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日军为销毁证据烧弃的尸体、或投入长江、或以其它方式处置的人们计算在内。”
据当时参与处理的日军辎重兵太田寿男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供述中详细交代，仅他们负责处理的尸体就达15万具（其中约10万具由他们直接处理，约5万具由其他部队处理）。
南京审判则作出了更具体的认定：
“在南京大屠杀中，遭日军集体屠杀的就有19万余人，被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团体收埋的有15万余具。”
根据这些判定，两个法庭得出的结论相互印证，共同指向了约30万的遇难人数。
🔺 该片讲述了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关键的证据
南京沦陷期间，城内多家慈善团体承担了收埋遇难者遗体的重任，其中：
世界红卍字会（1922年经北洋政府批准成立的宗教慈善组织）南京分会收埋尸体43123具；
南京市崇善堂收埋112267具；
南京同善堂收埋尸体7,000余具；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埋22691具；
南京代葬局收埋10000余具；
顺安善堂收尸约1,500具；
明德慈善堂收尸700余具；
众志复善堂也参与埋尸，但是具体数目不详；
……。
🔺 《南京！南京！》通过一名普通日本士兵和一名普通中国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揭示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这些组织每日记录收埋数量，留下了详实的档案。
这些慈善团体在日军的眼皮底下默默工作，他们的记录不是战后匆忙编造，而是在屠杀进行中逐日积累的原始证据。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条条消逝的生命。
之外，据当时伪政权档案和证人证言，由南京市民自发组织收埋的尸体约有35000万具之多。其中：
城西市民掩埋队，湖南木商盛世征出资雇工，收埋死难者遗体28,730具；
🔺《证言—南京大屠杀真相再揭秘》基于日本军方占领南京后随军拍摄的纪录片《南京》进行剖析，揭示日军为掩盖暴行所做的行为
城南市民掩埋队，由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等组织，掩埋尸体7,000余具；
回民掩埋队，由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组织，掩埋尸体400余具；
北家边村民掩埋队，由北家边万人坑唯一幸存者严兆江带领，收尸6,000余具；
伪政府以多种方式处理尸体，有据可查的埋尸数量有7,000余具。
综上所述，日军销毁加上慈善机构和市民掩埋的遇难者已远远超过了30万。
当然，这些数字在时间、地点上可能存在少量交叉或重复计算，但同时也必然有大量未被任何记录覆盖的遇难者（如直接被炸毁、活埋在废墟下的）。因此，“30余万人”依然是保守数据。
🔺《南京大屠杀》（又名《南京1937》，描写了一个中日结合的家庭在南京大屠杀中的遭遇，
铁证如山
有些证据，比数字更直接。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偷偷带进南京城的老式16毫米摄像机拍摄了长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记录下了触目惊心的画面：
“街道上堆积如山的尸体、被刺*捅伤的平民、惊恐万分的妇女儿童……这些影像成为了日本无法否认的证据。”
约翰·马吉在当时的信件中也有大量关于大屠杀的描写：
“强*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约翰·马吉拍摄纪录片使用的摄影机和部分胶卷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书信和日记，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也详细记录了他们每日目睹的日军暴行。
拉贝在1937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每一条街都有死尸，我去捡那些还活着的，把他们送往医院。”
魏特琳的日记也记录了当时的景象，她写道：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日本随军记者、士兵的证言同样不容忽视。
🔺 《拉贝日记》影片于2009年4月29日上映。
每日新闻社记者铃木二郎回忆：
“我看到大批中国俘虏被日军带出中华门，不久就听到一阵机枪声，他们永远消失了。”
日军第16师团老兵东史郎在日记中写道：
“哭喊着的支那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日本兵）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
《东京日日新闻》甚至洋洋得意地报道了两位日本军官的“百人斩”竞赛。那是日本自己留下的证据，更是不容否认。
🔺 《魏特琳日记》由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撰写
谁最先提出了“30万”？
在历史成为定论之前，总有一个从事实碎片到概念成形的过程。“三十万”这个数字，并非在战后才突然出现，它的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惨剧仍在发生的当时。
1938年，就在南京深陷于血雨腥风之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编纂并出版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他根据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和报告，首次向国际社会系统地揭露了日军的暴行。
在书中，他基于收集到的证据明确指出：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三十万人左右。”
这使得田伯烈成为国际社会上最早提出“三十万”遇难者数字的人。他的著作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世界，也让“三十万”这个数字与南京大屠杀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几乎在同一时期，基于难民报告和初步调查，国民政府和民间组织也开始对遇难人数进行估算。
例如，在1938年至1939年间，一些流亡后方的南京市政府机构和抗日团体，在其发布的公告和文献中，已开始初步计算遇难人数达“三十万”之多。
这些早期的声音，虽然因战时条件所限无法精确核实，但共同指向了惨案的巨大规模。
🔺《南京》美国纪录片，以第三方视角讲述，从多国搜集到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并通过演员朗读当年西方人士留下的亲笔记录来呈现
由此可见，“三十万”并非战后凭空产生的数字。它最早源于惨案目击者的即时记录与呐喊，是当时留守南京的中外人士基于亲眼所见的共同估计。田伯烈等人的工作，为这段黑暗历史留下了最早的国际证言。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所做的，正是对这些早期的、碎片化的证据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交叉验证和司法认定。
法庭以极为严谨和保守的态度，采纳了慈善机构的埋尸记录、幸存者证言、敌方档案等所有可得的证据，最终使“三十万以上”这一数字，从战时悲愤的呐喊，升华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司法定论和历史共识。
尾声：
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质疑从未停止，但历史的真相经得起推敲。
有人问：为什么不是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
在日军屠刀之下，在焚尸灭迹的企图之中，精确统计本就是一种奢求。30万不是冰冷的数学计算结果，而是基于大量证据得出的最接近真实的底线。
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88年了，30万遇难同胞，他们曾经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有梦想，有家庭，有喜怒哀乐，但他们却被残忍的日军剥夺了所有。
历史的真相不会因否认而改变，人类的良知不会因时间而褪色。
当我们回顾1937年12月13日开始的那场浩劫，记住30万这个数字，就是记住我们共同的人性，记住和平的珍贵，记住每一个平凡生命的尊严与价值。
🔺《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中国香港出品，尺度较大，还原度较高，接近纪录片风格，着力呈现战争对城市的破坏及对平民的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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